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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的博物理性世界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为(3)
综上可知,形式上,周《记》没有直接延用欧《记》的体例,但实质上也没有跳出欧《记》的体例框架。周《记》虽在叙述顺序上有所调整,但整体体例上基本沿袭了欧《记》。
周氏所撰牡丹谱可见欧《记》影响的痕迹,到了南宋陆游撰牡丹谱时,这种痕迹更是明显。陆游曾在蜀地为官6年,得以目睹距成都不远的彭县(亦称天彭)种植牡丹的盛况,写成《天彭牡丹谱》。《天彭牡丹谱》亦为1卷3篇:一曰《花品序》,记述天彭牡丹在蜀名列前茅,天彭牡丹的栽培发展史及分布情况,并按花的颜色分类次第,共记录65个牡丹品种。二曰《花释名》,对天彭牡丹特有的34个花品的命名方法、名称由来、花色姿容一一作了描述。陆游在此篇开头言:“洛花见纪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因此,陆游只记述欧《记》中无载的牡丹花品。三曰《风俗记》,记载天彭一带人们爱花、养花、赏花的种种习俗,兼及彭州人长期积累的许多种植养护牡丹的经验总结。
陆《谱》完全模仿欧《记》体例,甚至连每一篇的标题都保持一致。陆《谱》成书于公元1178年,相较于公元1034年完成的欧《记》,晚了约一个半世纪,中间产生了沈立《牡丹记》10卷、宋敏求《河南志·牡丹花品》、张峋《洛阳花谱》3卷、张邦基《陈州牡丹记》1卷、史正志《浙花谱》等牡丹花谱。可惜这些牡丹谱除了张邦基《陈州牡丹记》1卷得以保存外,其余全部已佚。但是在陆游生活的年代,据南宋朱弁(公元1085—1144年)《曲洧旧闻》卷四提及“宋次道《河南志》于欧公花品后又增二十余名”[11]可知,当时社会上至少宋敏求所著牡丹谱还在流传,而陆游在为彭州牡丹撰谱时,完全参照的是欧阳修的行文模式,将欧《记》行文篇章结构完全承袭。这就说明无论陆游是否阅览过其他的牡丹谱,起码他一定读过欧《记》,并在看到彭州牡丹盛况时,才激发了为彭州牡丹撰谱的想法。他将欧《记》撰谱方式奉为自己撰谱的圭臬,这也反映了欧《记》在南宋产生的重大影响力,不仅其为植物撰谱的想法成为启发后人模仿的思想源泉,其书也成为了后世撰写植物谱录的范文。欧《记》虽不是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部牡丹谱录,但实际上它在诸多方面都发挥了牡丹谱录的开创之功。
当然,陆《谱》完全仿欧《记》体例,除了欧《记》的重大影响力和突出成就之外,还包含有陆游的情感寄托这一隐性因素。
首先,陆游在彭州任官时的牡丹见闻,与欧阳修在洛阳任官期间的牡丹见闻有相似之处,因而才对撰写牡丹谱产生了共鸣。北宋晚期,金宋之间战乱迭起,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北方陷入了金人的统治之下,中原牡丹的繁华景象不再。牡丹栽培中心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而向相对太平的四川西南一带转移,彭州的牡丹培育尤为突出,彭州成为了新的牡丹栽培中心。作为牡丹爱好者的陆游,任官成都期间,也充分见识到彭州牡丹的繁盛景象,不免生出模仿前贤欧阳修为牡丹作谱的想法。他在该谱《风俗记第三》中道:“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西京洛阳牡丹被欧阳修封为“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人称洛阳为“花都”。陆游在书中言:“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可见,对比洛阳牡丹的天下第一地位,彭州牡丹被陆游奉为“蜀第一”的地位,时人也称彭州为“花州”。可见,陆游将彭州与洛阳比照的心理很是明显。
其次,因彭州号“小西京”,《天彭牡丹谱》也饱含了陆游怀念家国故土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在《谱》尾写道:“嗟呼,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异时复两京,王公将相筑园第以相夸,尚予幸得与观焉,动荡心目又宜何如也!”陆游看到天彭牡丹的繁茂景象,不禁联想到昔日洛阳、开封的牡丹盛况。而今两京陷入金人的统治之下,不免感叹,若有生之年,两京收复,王公将相在各家府第建起的园圃内畅享牡丹游宴盛会,竞相夸花以媲美,他有幸参与其中,一睹花容盛况,那种赏心悦目的激动心情都不知该如何形容了。因此,这里的天彭牡丹,寄托有陆游怀念故土家国,收复已失故都的美好愿望。陆游曾在看到自家小园的牡丹时,感叹亡国故土未能光复,慨然赋诗一首《赏小园牡丹有感》:“洛阳牡丹面径尺,鄜畤牡丹高丈余……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群胡。”[12]作为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其一生作诗近万首,均饱含炽热的爱国情怀,而在为牡丹撰谱时也同样展露出这份家国情思。这是南宋那个积弱的时代印盖在陆游身上的时代印记。
文章来源:《牡丹》 网址: http://www.mdzzs.cn/qikandaodu/2021/0331/16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