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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的博物理性世界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为
一直以来,学界对欧阳修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他在政治、文学、史学上取得的成就,殊不知,欧阳修还是一位博物君子。其在博物方面的成就很少为人关注。作为一位资深的牡丹爱好者,欧阳修早年于洛阳初入仕途时,一反士大夫追求传统经典学问之“雅文化”的“正统”,而关注被士大夫所不齿的实践经验技术之“俗文化”,为牡丹花撰写专著——《洛阳牡丹记》(以下简称“欧《记》”)[注]① 本文所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版本是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的欧阳修等著、王宗堂注的《牡丹谱》一书,因文中出现较多直接引用文本论述的内容,这里统一作注。。当前虽有学者关注到欧《记》,但基本没有跳出“植物学史”和“审美意识”两个方面的探讨。前者将其视为自然科学文献,用科学的眼光挖掘其科学价值[1];后者将其视为文学性的散文,从文化审美视角探究情感内涵[1-2]。其实,欧《记》还是一个带有博物性质的文本,而立足于此展开研究的仅见沈扬的一篇论文。“探讨欧《记》的知识属性,从古代知识精英的博物传统中,把握欧阳修呈现知识的方式方法。”[5]沿此视角继续探究可以发现,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谱录,欧《记》在博物文本体例、知识呈现方式、博物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上都堪称后世牡丹谱录的典型范本,对后世博物之书的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充分展现出宋代文人难能可贵的博物理性世界。
一、欧《记》的成书
《说文》:“谱,籍录也”[6],“录”,指记载抄写、采集总录。可见“谱录”为按照事物的类别或系统编排总录的表册。最初“谱录”指谱牒、家谱,后来才逐渐演变出系统描述某一类事物的物谱系统,如南朝刘宋戴凯之的《竹谱》、唐代陆羽《茶谱》等。宋代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被后世称“谱录”的植物专著大量涌现,其中牡丹谱录更是几乎占据了宋代植物谱录的半壁江山。宋代不仅产生了中国第一部牡丹谱录(仲休《越中牡丹花品》,原书已佚),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牡丹谱录数量最多的一个朝代。有学者统计宋代牡丹谱录共有21部[注]② 对宋代产生的牡丹谱录数量,各家统计不一,有17部说、19部说和21部说。,其中现存者仅7部,包括欧《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又名《洛阳花木记·牡丹》[注]③ 关于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与《洛阳牡丹记》两者的关系,学界观点不一,有视两者为一部书者,有视两者为两部书者。缘起于不同《说郛》版本对两者的收录情况不一:涵芬楼本《说郛》收录有《洛阳花木记》,而无《洛阳牡丹记》,但《洛阳花木记》的“牡丹叙”一章就是《洛阳牡丹记》全文;而宛委山唐本《说郛》将两部书都收录,但在《洛阳花木记》一书中不见“牡丹叙”。在此笔者将其视为两部书,文中重点讨论《洛阳牡丹记》一书。)、陆游《天彭牡丹谱》、邱濬《牡丹荣辱志》、张邦基《陈州牡丹记》、胡元质《牡丹记》。前3部影响较为深远,且在牡丹生物学史研究、牡丹文化史研究及宋代社会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欧《记》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牡丹在宋代的备受推崇,为欧《记》的创作提供了时代机遇。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早在唐朝,洛阳牡丹就已经名冠海内,营造牡丹园圃、吟诵欣赏牡丹蔚然成风。北宋初,西京洛阳成了闻名天下的最大牡丹栽培中心,出现“大抵洛人家家有花”的盛况,牡丹不再是皇家贵族、豪绅士大夫的专属宠物,真正走进了洛阳的每一户寻常百姓家。洛阳牡丹成了“花”的代名词。据欧《记》载,洛阳人称牡丹之外的花,如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等之类为“果子花”,或者“某某花”,而唯独“牡丹则不名,直曰花”。洛阳人对牡丹的喜爱,在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见载:“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7]园庭全然种植牡丹,且直接称名为“花园子”,可见北宋洛中牡丹盛况。
不仅如此,牡丹还成为市场交易的宠儿。牡丹栽种、新品嫁接成为市场需求,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专门以培育牡丹为生的花户。欧阳修就曾在书中记载一位牡丹嫁接技术高超的花户被人争抢的故事,可见当时牡丹培育市场之狂热,以致当欧阳修入洛,亲眼目睹牡丹盛况时不禁感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洛阳牡丹记》开篇《花品叙》中有这么一段话,交代了欧阳修在洛阳生活期间与牡丹的交集:
文章来源:《牡丹》 网址: http://www.mdzzs.cn/qikandaodu/2021/0331/1613.html